摘 要：本文站在敦煌遗书应具有的文物、文字、文献三性质的角度，对《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在著录方面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著录；优劣；三性质

敦煌遗书目录的著录涉及一个体例问题，应该著录哪些内容而不著录哪些内容。这又牵涉到著录思想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看待敦煌遗书的性质问题。方广锠教授在长期编目实践中提出敦煌遗书具有文献、文物、文字三方面研究价值。具体著录时应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充分体现遗书本身具有的文献、文物、文字价值。著录应以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卷面内容，为研究者提供所需各种信息为原则，以使用者虽未曾亲眼见到原卷，但能通过目录较全面、清晰地了解遗书情况为目标。

翟林奈在编写《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简称《翟目》）时有一定的体例。每号遗书的编号、题名、书法、纸张、题记、原斯坦因号等内容基本上通贯全目。以上所著录的内容反映出翟林奈曾注意到遗书的文物、文字、文献性，不过他的这种意识并不强烈，没有明确提出上述三个性质。具体著录时，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能体现三性质的内容予以著录，只不过其著录十分简单，根据他的相关著录还不足以反映出遗书的三个价值。

从文物性角度讲，一方面有其值得称道之处。如：它著录了纸色、纸质、纸张尺寸等反映文物特征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它还存在一些不足。如：著录内容简单、不全面，尚有一些涉及遗书文物特征的内容（首尾、卷面保存情况，修复情况，引首情况，乌丝栏情况、行间加行及校加字情况等外观概述内容）没有提到。

从文献性的角度说，《翟目》仅指明了遗书上所抄文献的题名、卷次章节等内容，它没有找出每一个文献的首尾，没有将每一个文献与对照本进行比较，并找出该文献和对照本的异同，使用者不能通过目录获知有关文献内容方面更加具体、详细的情况，从而不能充分体现文献本身的利用价值。需要指出的是，《翟目》在佛教文献某些经典的著录上，也偶有指明该经典在《大正藏》中的不同卷次，以及经文与《大正藏》异同的情况，但翟林奈并没有把这方面的著录作为一种体例通贯全目，且这种著录十分简单，说明他对此项著录意识不强烈。目前为止，方广锠先生编撰的目录在突出文献性方面作的最好，他将所著录的敦煌遗书的首部及尾部的文字与对照本进行对照，并著录其起讫。具体方法有四种：一，对于有传世本的，给出传世本首尾对照；二，没有传世本，有现有录文本的，则指明它的录文。或自己录文；三、无传世本、无现有录文本也没办法录文者，则给以说明，说明它的内容；第四，敦煌本与传世本、现有录文本有差别的，也同样给以说明。这样作就能把文献价值充分呈现出来。

《翟目》中的题名，特别是佛教文献部分题名的著录还不足以科学、正确的反映该文献的内容特征。翟林奈对遗书的定名有三种方式：（1）、对于有首题或尾题者，便根据首题或尾题定名，，对既有首题又有尾题者，一般根据尾题定名。因《翟目》对题名的著录不包括卷次、品次，所以目录的定名并非照录原首题或尾题，而是取其卷次品次以外的部分。（2）、对于无首题或尾题而仅存卷中品题者，便通过品题进行考订，无法据品题考订者便对遗书内容给以摘要性描述。（3）、对于既无首题、尾题又无品题者，又有两种情况：a.根据自己对卷面内容的理解，在参考遗书中同类经典的基础上定名；b.对无法找到参考经典的内容则进行内容描述。目录对文献的名称，一般均著录其首题或尾题，这无可厚非。但是敦煌遗书有其特殊性，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有首题，有的有尾题，有的首尾题具存，也有的无首尾题。有的首尾题一致，有的则不一致。有的文献同而名不同，有的则文献不同而名同。有的首题与品题夹杂，有的首尾题是本文献的异称而非通行标准名，等等。如完全按照首题或尾题定名则容易造成混乱，不能揭示文献的本质内容，误导使用者。

另外，佛经多异本，这些异本通常有共通的名称；某些佛经在流通过程中往往形成不同的卷本；某些佛经名称完全相同，但内容、篇幅、卷本多寡不同。为了反映这些佛教文献的真实面貌，方广锠教授在具体著录名称时，在其适当部分括注该文献的具体身份，即异本与卷本。这种著录方法能给研究者提供更多正确信息，充分体现遗书的文献价值。《翟目》在这方面就显得逊色多了。因作者毕竟不是佛教文献方面的研究专家，缺乏相关学术素养，在当时还根本意识不到这些特点。

从文字性角度讲，《翟目》著录了书法，大致区分了书法等级，从“良好”到“极坏”，也注意到卷面不同笔迹、字体颜色、武周新字等内容的著录。但其缺陷在于相关内容尚不全面，避讳字、异体字、笔画增减字等一些涉及文字性的内容还没有提到。反映出翟林奈这方面的辨识能力有限。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翟目》虽有一定的著录体例，但在具体著录过程中却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体例来作，比如对某些遗书只著录题名、卷次、纸张尺寸，并没有著录书法、纸色纸质、年代等情况，这同样也是它的不足。

在具体著录方面，《翟目》有几大优点：

第一，与《敦煌劫余录》相比较，《翟目》对卷面内容的著录相对完整。如：对卷背文献及题记的著录，对文物、文字性方面的著录等都较前者详细。

第二，考证了一大批残头断尾遗书的标目，这批遗书大多是首尾均残，无首尾题而仅留有品题的佛经残卷。

第三，《翟目》中参考出处及有关遗书内容研究文献的著录，既方便读者使用，同时又影响了以后的编目工作。

存在的问题：

第一，如上文所述，《翟目》在具体著录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循自己的体例，丧失了一些重要的遗书信息。

第二，对反映遗书卷面特征的著录还不全面，不能为使用者提供更多学术信息。

第三，有些题名的考订有误。如：G.761号的正面文献他定名为《大般若波罗蜜经》，但该文献实际应为《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这样不仅不能正确反映该文献内容，还会造成具体归类错误。

第四，对有些上抄几个不同主题文献的遗书没有能够进行严格区分，这与翟林奈对我国古籍文献的辨识能力紧密相关，不能苛求。另外，他对藏外经典及世俗文书的辨识、理解也存在很多错误之处，这就造成具体归类乃至整个分类体系的混乱。

总体说来，《翟目》的著录是十分简单的，不能充分体现遗书的文物、文字、文献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