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屈原屡谏不入遭疏放,但他“事君而不二”,最后选择沉湘自杀。本文除了分析被历代文人、学者称赞的屈原的内在修养品格外,还将从屈原的贵族身份、同姓无相去之义,依前贤而守节方面探析屈原“事君而不二”之因,更加全面地认识屈原的去留选择。
关键词:屈原;内在修养;同姓;前贤
屈原生活在“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去”的历史环境中,“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按照适度的义事君,若君王不和道义,则可以停止事君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国君做的不符合道义,臣子可以离开国君,另寻适合发挥自己政治理想的地方。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因“义”不和而改仕他国,最后无奈之下“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孟子曾游说过梁惠王、齐宣王、邹穆公、鲁平公等君王,都因不得君而去。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游士游走四方,争相为各国君主所用的时代。汉初贾谊《吊屈原赋》中对屈原的经历深感同情,叹道:“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2]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中也感叹:“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谪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如是。”[3]《渔父》中渔父劝屈原:“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起波?”[4]甚至屈原自己也有过去留的思想斗争,面对“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的楚王,“争宠而心害其能”的同列和“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世道。屈原也曾想过“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去国离乡,依从灵均之吉占。但当“欲从灵氛之吉占兮”时,心里又“犹豫而狐疑”,最终还是选择了“顾而不行”不肯离去,“事君而不二”。屈原做出这样的选择有其内在的品格修养原因,也与屈原的贵族身份、同姓无相去之义的原则有极大关系,,同时还受到前贤的重要影响。
1 高洁深沉的内在修养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出生之时就吸收日月之精华,合乎天地之正气,享有与生俱来的内美。他又以强烈的内在修养完善自己,始终进行着高要求的自我修洁,“佩秋兰”、“扈江离欲辟芷”、“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以芰荷为衣”、“以芙蓉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衣食住行多以高洁之物为伴,可见其竭力维护自己的形象,完善人格修养。同时屈原极重视修能储德,“重之以修能”、“余独好修以为常”,恐老冉冉将至而“修名之不立”。以修正直忠诚为常业,培养了他坚贞清洁的人格品质,使他独立于混浊而不分,幽昧而狭隘的社会现实中。也培养了他执著追求的意志和满怀忧患的意识,关切楚国命运,心系民瘼的深沉情感:《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即使被肢解九死,也不改变自己的理想追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哀念万民遭遇多难,以陨其身;《哀郢》中“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念楚国将虚,心常含戚;“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心系民瘼。正是淳正美好的品质,极高的人格道德修养,深沉的情感,构成了屈原内心深处柔软的家国归属感,是屈原不愿离开故国的重要原因。
2 与楚王同姓的贵族身份
屈原在《离骚》开头即说明自己显赫的家世,“帝高阳之苗裔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开头写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中解释:“颛顼娶于腾隍氏女而生老童,是为楚先。其后熊绎事周成王,封为楚子,居于丹阳。周幽王时,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汉。其孙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屈原自道本与君共祖,俱出颛顼胤末之子孙。”[5]出生于楚国贵族,与楚国国君同姓共祖,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屈原注定与当时的游士选择不同。东汉时王逸《楚辞章句》中对“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的注解为:“言乃旋我之车,以反故道,及己迷误欲去之路,尚未甚远也。同行无相去之义,故屈原遵道行义,欲还归也。”洪兴祖《楚辞补注》中也有同样的释义,如对《离骚》中“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注解为:“异姓事君,不合则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则是不察于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且在《楚辞补注》中洪兴祖直接对贾谊的“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想法予以否定“然原初未尝去楚者,同姓无可去之义故也。贾谊云: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失之矣。”[6]台湾学者黄永武先生在其《中国诗学》中也认为:“屈原因为与楚王室是同姓,不同姓的臣子可以像鸟那样自由选择树木,任意飞离,而同姓臣子到死也不能离开,这才是屈原思想中解不开的死结。”[7]
“同姓无相去之义”,最早是孔子《春秋》认为,诸侯公子若离开本国而去适他国,不合伦理规范,之后意为同姓共族兼恩与义无相去之义。[8]作为人臣的屈原虽有能去的可能,但是作为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在道义上是不应离开故国。而屈原又是位极重“内美与修能”的人士,在这重比之于当时游士们“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去”的规范下,屈原更会选择同姓无相去之义。洪兴祖《楚辞补注》云:“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视群下,应对诸侯。”[9]《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中写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10]左徒,乃是国之重臣之位;三闾大夫类似公族大夫,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大姓子弟的教育。作为楚民族和楚国王族世系中的一份子,这层血缘和道义更是屈原不能去国离乡的重要原因。虽然屈原屡遭怀王、襄王的疏远、贬迁,痛心于楚国满朝谗佞的世道,也曾想遵从灵氛的卜算“历吉日乎吾将行”,远游以寻求贤君,但当忽然临睨旧乡时却徘徊不前,最终效法楚国先人彭咸,投水而死,用生命献祭于先祖。既是仿效彭咸这种为了维护正直、高洁的品德的殉道精神,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认定和理性的判断;又是他蕴藏于内心的“亲切而有味”的血缘情感的深切流露。[11]这种生命的血液和体魄使他的身体和魂魄都归于故国和楚民族。
3 中正前贤的守节影响
《离骚》是集中叙述屈原身世、理想、遭遇、痛苦和抉择的重要诗篇,全篇多次提到依前圣而守节的诗句。如:诗人虽“不周于今之人兮”但“愿依彭咸之遗训”维持正直清高;以“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喻中正之士,执分守节,不随俗人;以“伏清白以死直兮,故前圣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中直之节者,乃前世圣王之所厚哀;以“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赞扬唐尧、虞舜高尚而义薄云天的品德;以“依前圣以节中兮,喟慿心而历兹”回答女媭的詈责,言己依前世圣人之法,节其中和,喟然舒愤懑之心,历数前世成败之道。虽然“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但自古圣贤不必同时,而要求自己“惩连改忿兮,抑心而自强”。《九章·惜往日》集中列先贤所为,述屈原之志“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12]忠贞诚信先人人为节操而亡,屈原希望像先贤一样“宁溘死而流亡兮”,让君王醒悟。屈原心中的这些前圣都有着清白之志、中直之节,即使见疑被谤也衷守于故国、不随波逐流。投水而死的前贤彭咸,遭后辛菹醢的比干,不食周食、遂饿而死的伯夷叔齐等中正前贤,他们的守节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屈原的去留选择。洪兴祖《楚辞补注》云:“且人臣之义,以中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13]赞比干不悔于剖心,忠立而形成,荣显而名著。当屈原徘徊于去国离乡的路口时,前圣先贤身上的中正守节品质照耀到了屈原身上,让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所要追寻的道路。由此可见,依前圣先贤而守节也是屈原不选择去国离乡的重要原因,在失落心境和艰难抉择中,他看到了一条前人走过的可取之道,于是上下求索坚定地走上这条路。
综上所述,高洁深沉的内在修养塑造的完美理想主义个性使屈原虽然不合于溷浊世道,内心却对楚国爱之深痛之切;高贵的血统,虽然带来了天生的优越感,但屈原却身负不可割舍的民族血缘使命;遵从前贤而守节,人格尊严上有着不可更改的士人节操,使得屈原执著追求于道义。最终在“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去”的士风中,屈原做出了迥于时代之风的选择,“事君而不二”以死明志,追溯先祖。这样的抉择是痛心的,虽然后人“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悲悼屈原不公的命运,甚至认为屈原本可如龙蛇之蛰退守其身,却不取明哲保身之道,是不明智之举。但屈原屡谏不入遭疏放却不去国的行事,树立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宗亲之忠和母国之怀的自觉典范,以身殉道、明志求索的所为,实现了身体和灵魂的同一与净化。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张培恒等.贾谊文选译[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3][10]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5][6][9][12][13]洪兴祖.楚辞补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7]黄永武.中国诗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8]赵伯雄.春秋经传讲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