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宋台谏制度承袭于唐朝,宋仁宗时期得到完善,台谏官的设置开始制度化,台谏势力在皇帝的刻意培植下急速壮大,以至能与宰执抗衡。庆历之后,台谏势力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发展,台谏官又始终有意或无意地介入党争之中,充当着催化剂的角色,刺激着党争。
关键词:北宋;台谏制度
从秦汉以来,中国古代政治主要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但皇帝的权利也要受一定的制约,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在北宋时期这一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本文试从北宋台谏制度的渊源和发展以及台谏的病态发展与党争的激化两个方面进行探析。
1 北宋台谏制度的渊源和发展
人们常说,“天下治乱系宰相”,自秦朝创立宰相制度至明朝废除宰相,宰相的权力不可谓不大,几乎每朝都会出现权相。在宋代,统治者为防止宰相专权,极力发展台谏制度,连宋人都说,“本朝谏臣之盛,古未有也。”[1]由于赵宋王朝有着“不杀言事者”的祖训,台谏官的生命得到了可靠的保证,所以北宋朝台谏官员的活动相当活跃甚至有些肆无忌惮。
北宋初的台谏制度实际是承袭了唐朝。事实上在北宋建国之初,统治者并不重视台谏。罗家祥先生曾说:“宋初,承五代之弊,百废待举,加之统治者将主要精力放在统一战争上,官僚机器尚处于逐渐渐完备的过程中,相应的,台谏也是徒有其名而实际作用不大。”[2]
宋仁宗时期,台谏制度才得到了完善。天圣元年(1023)四月“上封事者言:‘真宗常於门下省置谏院,御史台别置宪官,后执政渐生畏忌,乃优与职任而罢之。近年以来,贵近之臣,多违宪法,比至惩罚,已损纪纲,请复置谏官、御史三五员’。”[3]
从此之后,台谏官的设置开始制度化。仁宗明道元年七月,“以门下省为谏院,徙旧省于右掖门之西。先朝虽除谏官而未尝置院,及陈执中为谏官,屡请之。置谏院自此始”。[4]自仁宗开始,台谏官正式进军北宋政坛。它作为一支可观的政治势力,开始参与政治角力。而仁宗时期也成为了台谏发挥其作用的黄金时期。
与唐朝相比,仁宗朝台谏制度的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皇帝逐渐控制了台谏官员的任免。在仁宗之前,宰执是可以参与台谏任命的。二是“风闻言事”的权力,这也是北宋台谏的一大重要特征。北宋台谏官可以风闻言事,即使被发现弹劾出错,也不用负责任。对此,王安石曾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5]三是台谏合流,就是指御史和谏官的职能合二为一。宋代以前,御史和谏官的职能是相区分的,御史监察百官言行,谏官则负责指出皇帝的错误并加以规劝。北宋开始,御史和谏官的职能界限越来越模糊,到了仁宗时就愈发明显了。仁宗庆历五年,“乙亥,复置言事御史,…唐制,御史不专言职,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六员,其后久不除。至是,以谏官员不足,复除之。今御史台中丞厅之南,有谏官御史厅,盖御史得兼谏职也。”[6]
这样,北宋台谏势力在皇帝的刻意培植下急速壮大,以至能与宰执抗衡。而台谏权力的膨胀就为后来的党争埋下了导火索。梁天锡的《北宋台谏制度之转变》就指出,“台谏互兼,遂以为常,合一之势成,党争之祸起矣”。[7]
2 台谏的病态发展与党争的激化
庆历之后,台谏势力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发展,这都有赖于仁宗的大肆扶植。对于台谏,仁宗很是重视,,台谏官的权力也在仁宗朝得到了提升。而台谏官又始终有意或无意地介入党争之中,充当着催化剂的角色,刺激着党争。下面就台谏势力病态发展的几个特征加以阐述。
1.“风闻奏事”大行其道
仁宗开创了台官和谏官均能“风闻奏事”的新制。“风闻奏事”能够保证台谏官自由地去论事,从而能够充分发挥监察这一职能。但是,宋仁宗开创的这一体制无疑是因噎废食的。“风闻奏事”又赋予了台谏官员以小事相诋毁的政治品格。程颢曾如此评价台谏:“大抵自仁祖朝优容谏臣,当言职者,必以诋讦而去为贤,习以成风,帷恐人言不称职以去,为落便宜。昨来诸君,盖未免此。”[8] “吾党”代指旧党,“昨来诸君”在此指台谏。新旧党争激化的因素固然有很多方面,但程颢在此强调了台谏“必以诋讦而去为贤”的政治品格。他认为,台谏“惟恐人言不称职以去,为落便宜”的这种扭曲心理,最终使得台谏势力沦为了权臣的附庸,开始为党争服务。
2.台谏官言风日益恶劣
由于仁宗对台谏的“优容”,台谏的言风日益恶劣,所言之事也逐渐远离社稷。这一特点在党争出现之时更为明显,同时也促进了党争的激化。庆历四年, 崇政殿说书赵师民就指出:“先帝设谏官、御史以司君上之过, 纠臣下之罪, 陛下增其员数, 甚盛德也, 然不务规正, 专务伺察, 掎摭纤微之衅, 讦扬幽昧之私……不欲窥人之私如是。”[9]英宗时期的濮议之争,台谏和两府在尊奉英宗生父淮王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濮邸之事不过议制礼耳”[10],而大臣们的这场内斗一共持续了18个月才结束,却置日益严重的“三冗”问题于不顾。
台谏的设置本就是为了监察百官、劝谏君主,其一切行事都应以民生为中心。而现下,有关国计民生的正事得不到应有的规谏,却逐渐热衷于人身攻击,这也就使得党争由政见之争开始向着人身攻击的意气之争而转变。后来,台谏官更是以文罗织罪名,大搞文字狱来打击对手。如果说庆历时期的进奏院案说明不了这个问题,那么新旧党争中的“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则是证据确凿了。
3 台谏沦为党人之私
北宋统治者设置台谏的目的之一就是防制大臣专权,以杜绝侵害皇权的现象发生。仁宗亲自任命台谏,予之以重权,许多宰相由于台谏弹劾而遭罢免,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很多大臣开始不甘被控制,他们开始采取措施,企图摆脱台谏的牵制,甚至控制台谏。
熙宁时期,这一现象初露端倪。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后执意推行新法,而台谏无疑是变法道路中的一大阻碍,要知道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台谏的攻击。于是,王安石认识到,要想顺利地实行变法,台谏非除不可。“在王安石看来,宰执与台谏之间的关系,关键是一个强与弱的问题。大臣强,则台谏不敢忤其意;台谏强,则大臣持禄保其位。宰执要有所作为,必须摆脱台谏的牵制。”[11]王安石在上台后,也时刻将这个道理记在心中,着手调整台谏官员,解除吕公著、程颢等人的言职,并选任变法派官员为台谏。如以孙洙、邓绾同知谏院,以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此后,王安石和他的后继者,大体都是采用少置台官的手法,而且任用亲信担任台中要职,附己则超升,议己则贬斥,完全控制了御史台。”[12]
徽宗时期,“诏宰臣、执政、侍从官各举可任台谏者”[13],这更方便了宰相操纵台谏。表面上看来,台谏是独立于皇权、相权之外的,有着相当大的监察权。但政治的运作远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只有当我们掀开重重的帷幕,才能看到幕后操作人员。当时,蔡京“自除门人为御史”,御史中丞朱谔“出蔡京门,善附合”[14],许敦仁和蔡京是故里故交,“凡所建请,悉受京旨”[15]。王安中党同王黼,他弹劾蔡京,并非出于正义,不过是蔡、王二人争权夺利的反映。诸如上述所云。北宋末年,不少台谏官都依附着宰相,堕落为宰相打击异己的工具。正义的台谏官员真的是少之又少了。
以上都是台谏势力坐大之后的恶形恶状,而台谏之所以会如此猖狂,自然与仁宗皇帝的扶植是脱不了干系的。台谏独立是对的,但是仁宗无限扩张台谏的权力,对北宋后期政权产生不利的影响。历史证明了仁宗时期台谏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之后就不断遭到破坏以至畸形发展。
北宋成也台谏,败也台谏。再适合时代的制度,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与适时地管理,便会沦为害人的工具。形势在不断变化,制度自然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北宋台谏制度在中后期成为了党争的武器,使得党争一发不可收拾,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参考文献
[1]杨万里.诚斋集·庸言三(卷91)[M].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2]罗家祥.试论北宋仁、英两朝的台谏[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01),55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M].北京:中华书局,1995,635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M].北京:中华书局,1995,695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M].北京:中华书局,1995,1432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4)[M].北京:中华书局,1995,765
[7]梁天锡.北宋台谏制度之转变 [J].能仁学报,第三期,139
[8]程颢.二程遗书·卷二(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8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6)[M]. 北京:中华书局,1995,724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7)[M]. 北京:中华书局,1995,1236
[11]贾玉英.王安石变法与台谏[J].抚州师专学报,1995(05),1
[12]刁忠民.试析熙丰之际御史台的畸形状态[J].历史研究,2000(04),126
[13]脱脱.宋史·徽宗赵佶本纪(卷19)[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288
[14]脱脱.宋史·朱谔列传(卷351)[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7820
[15]脱脱.宋史·许敦仁列传(卷356)[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7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