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是现代文学家巴金创作于1946年，出版于1947年的一部长篇小说。该书以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为背景，围绕汪文宣、曾树生、汪母等主要人物之间的矛盾展开叙述，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揭露了病态社会的黑暗腐败，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发出了痛苦的呼声。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命运便是充满了悲剧性色彩的，他们作为抗战时期的小知识分子，最后不是在肉体上死亡，就是在精神上死亡，总的来说，都逃不过悲剧的命运。深究其中，除了他们自身人格上不可避免的缺陷，将他们推向深渊的，是那个时代黑暗腐败的统治。他们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小说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控诉了这个黑暗的社会，也预示着这个寒夜般的时代中将结束，光明和温暖的明天一定会到来。

汪文宣是小说的男主人公，他心地善良，忠厚老实却又软弱无能。面对小家，他是懦弱的，但是面对社会，他却又是不愿意屈服的。然而他的懦弱也并不是一开始便如此的。在小说中，汪文宣也曾经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接受过“五四运动”思想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也曾有要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要改革教育、振兴教育。“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他不顾母亲的反对，与曾树生因为爱而结合，摈弃了封建婚姻象征的喇叭和花轿，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抗战前期的汪文宣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思想前卫且有自由意志，是个性解放的代表。然而战争的到来改变了他，压弯了他的脊梁，使得他成为一个懦弱的悲剧性人物。战争、饥饿、贫穷使他不得不封存自己的理想，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做校对工作，上司的冷眼、同事的疏离以及怎么做也做不完的工作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乃至患上肺结核。可是他又能怎么办呢，他只能对自己说：“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

面对社会，汪文宣却又总是保持着知识分子的骨气。书中有一幕说到，当他校对到一本书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国家怎样进步，人民生活怎样在改善，他惊叹道：“谎言、谎言！”他咳出的血留在他所校对的人民生活怎样改善的字里行间，多么惊心动魄的控诉！汪文宣是一个扭曲的形象，他的性格中有正直、善良、温和——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又有懦弱不堪与优柔寡断的一面。正直和善良不管是在抗战前还是抗战后都始终是他身上闪闪发亮的人性的闪光点，哪怕境况惨淡，但是他还是邀请不幸的老同学唐柏青去自己家里，极力劝解他要振作起来，鼓励这位对生活已经绝望的人。而在第二十三章中，汪文宣送别妻子后，绝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看见“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孩互相抱着缩成了一团……他很想叫醒他们，让他们到他的屋子里去，他又想脱下自己的棉衣盖在他们的身上。”由此可以看出，他自始自终葆有对别人的关心与同情。

而懦弱是在抗战爆发后他身上慢慢显示出来的特质。巴金在《谈<寒夜>》中提到：“汪文宣，这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在大学念教育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社会里工作了这么些年，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他后来竟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他为了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位置，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牺牲掉了自己年轻时候所宝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志。”在公司，他小心翼翼地看人脸色工作，连吐口痰都要生怕上司不高兴了。回到家，他夹在两个女人中间，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等，他对于曾树生是愧疚的，但是又处于所谓的“孝道”，他对于母亲是偏袒的，因而一次又一次地伤了曾树生的心，妻子的出走也是他的懦弱逃避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寒夜》自始至终激荡着低沉压抑的曲调，描述着汪文宣逐步走向死亡的灰色生活。这位曾经满腹理想、热爱生活，对国家充满希望的新青年，怀抱着远大的抱负，却被黑暗的现实狠狠地打了一拳，由此，内心似乎变得畸形、扭曲，并由此失去对于自己的定位，成为社会的“零余者”，懦弱地蜷缩着，在苟延残喘中度过余生，再也找不见半分曾经的影子。

人物心理的丰富性、复杂性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内在反映。巴金通过对曾树生形象的描写，反映了一个凄风苦雨的社会现实和动荡复杂的社会环境。小说描写了“新女性”曾树生在漆黑、冰冷的“寒夜”中由顺从环境、压抑自己到“救出自己”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

总而言之，曾树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艺术形象，她集丰富的文化涵养、姣好的身材样貌、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委婉细腻的情感表现于一身，是一个新型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和研究价值。汪文宣和曾树生的结合是抗战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合，然而两人不是在肉体上死亡，就是在精神上死亡，这反映了抗战时期小知识分子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下、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无处生存的局面。汪文宣想保持知识分子的傲骨，却被社会打磨地失去了自我和自信，曾树生不愿成为花瓶，却在金钱的铜臭下贩卖着青春皮囊。曾树生最终还是离开了汪文宣，而汪文宣怀着胜利后回到教育界的理想，怀着对曾树生的深沉的爱，在抗战胜利的曙光中悲惨地死在了病榻上。

巴金用他的神来之笔为现代文学的画廊中增添了两个典型的小知识分子的形象，在这些人物的塑造中，折射出了社会的进退、民族的兴衰、人生的苦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