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国际结构和美国国内政治两个层次分析了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原因，认为它是两个层次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实力的衰落使其无力再维持霸权，重返亚洲战略既无助于美国国际地位的维持，也无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

关键词：重返亚太；结构压力；军事—工业共同体

21世纪初当美国被恐怖主义搅的心魂不宁时它一度改变了冷战结束之后的外交战略，那时的美国自以为世界已然是单极体系，，可以独享世界霸权，可以在任何地方发挥决定性影响而不承受后果。但是911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不安全的，需要消灭恐怖主义才能为自己创立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这注定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因为任何一个大国，只要在世界上处于某种支配地位，就会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满，一些中等国家可能会通过联合的方式来制衡大国，而那些过小的国家只能通过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霸权的不满，所以它们有时候就会选择恐怖手段。恐怖主义，是世界性大国必然要遭遇到的现象，只要这个世界性大国有意志继续发挥世界性影响，它就要做好心理准备接受偶尔的恐怖主义袭击，但是恐怖主义作为弱者的武器很少能实质性地改变国际格局。

911带来的惊魂未定彻底消失之后，美国才逐渐认识到反恐很难算的上是合适的全球战略，恐怖主义没有取消大国之间均势政治的重要性。正是在这失去的近10之间美国突然发现中国似乎以势不可挡的态势成为世界性大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增加自己的存在并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很多美国传统的盟友对待中国的态度呈现了较大变化，还有一些盟友则感觉安全压力大增，后者体现在美国的一些亚洲盟友身上，如日本、韩国、菲律宾及新加坡等国家。美国需要抛弃反恐的全球战略，重新思考大国政治，这个转变的结果就是美国逐渐从反恐战略中逃离出来，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重返亚洲”战略是这种转变的最重要后果。

具体而言，美国为什么要选择“重返亚洲”战略作为其最重要的战略转变？

1 国际结构的压力

沃尔兹（Kenneth Waltz）说国际体系互动的结果是均势的反复生成，即使每个行为体本身的动机并不是要推动均势的出现。但是，沃尔兹无疑也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的见解，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受约束地无限扩张，就可能会威胁体系的稳定，所以，对单个国家而言遏制那些过度扩张的国家是维护自己安全的最重要工作，国际舞台上的每个国家都应该紧盯着大国实力之间的此消彼长，遏制那些实力增加的国家，与那些相对衰落的国家结盟，只有这样国际体系才能维持大体的稳定。

美国战略家显然领会到了均势的逻辑，所以他们从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出发，发现对现有世界格局产生最大冲击力的国家就是中国，虽然中国比较低调地认为自己只是金砖国家（BRICs）之一，实力欠缺，中国还喜欢强调自己的经济发展质量并不高，还有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很低，贫富差距还很大，经济持续增长的压力日益增加。除去所有保留之外，中国毫无疑问正以一个独特的角色出现在世界面前。中国的经济实力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发展态势也似乎好于其他国家，中国的人口实力在短期内也大于除经济发展缓慢的印度之外的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有意志和理由要将增加的经济实力用来改善自己的军事力量，从而对现有的国际格局进行正面挑战。所以美国人没有将中国视为普通的新兴国家，而是将其视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但是，均势战略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挑战国在多大程度上试图挑战现有的国际格局，如果对其进行错误的判断也可能会影响均势政策的有效性。恰恰在这点上，美国似乎有错判的迹象。美国认为中国现在采取的任何一项战略都似乎要彻底地颠覆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如果，美国制衡战略所基于的假设（认为中国旨在推翻现有的国际格局）正确，则美国采取的相应战略就比较合理。但是，它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错误判断，中国现在声明的战略目标并不是一些新的目标，而是一些很久以来就和有关国家产生争论的问题，如有关钓鱼岛的问题，有关南海诸岛争端的问题。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加，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变得更坚决，更少妥协，但它们都不是新要求。中国至今还没有提出一个以前未曾提出过的领土或利益要求。中国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很明显的要改变现有国际政治格局的迹象。确实，中国现在的海外投资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利益，甚至国内有很多加大海外存在的声音，但是，中国还是比较满足于做一个“搭便车”的角色，而不愿意承担霸权的责任。

其实，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完全认定中国试图改变现有的世界格局，这从奥巴马最近的一次抱怨中就可以看出：奥巴马说，他有时候很是羡慕中国的做法，不承担国际责任，而只坐享美国维持的国际秩序所创立的红利。这其实也就默认了中国没有改变国际格局的动机，中国不愿意承担所谓的国际责任，更愿意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追随者，因为中国清楚地认识到承担国际责任意味着中国需要在国外大大地增加安全投入，这笔资金投入用来国内建设更有意义。

如果说，奥巴马政府并不是真心认为中国要挑战世界格局，那么为什么这届政府仍然在此假设的基础上制定对华外交战略以及亚太战略呢？美国国内的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 军工共同体与美国外交政策

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说美国需要警惕军事—工业共同体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不能让它左右了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艾森豪威尔的这个担忧并非多余。看看每次总统大选过程中美国军工企业给两党的政治捐款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军工企业一改过去只支持某一个候选人的做法，开始两面下注，向不同的候选人投入大量的竞选资金，这确保了这些候选人当选之后能考虑军火制造商的利益。其实这些政客不直接考虑军火制造商的利益，他们也需要考虑庞大的军火企业工人的选票，这些工人很多集中在重要的大城市，如果失去这些工人的选票，则两党的候选人都很难取胜，如军火大州加州、德克萨斯州、华盛顿州等。

共和党关注军火制造商的利益，民主党关注普通的军火企业员工的生活，所以不管是哪个政党执政，它都不会减少美国的军火制造。世界各地对美国军火的需求开始减少，美军由于在欧洲的战略优势极度明显，做出了减少在欧洲军事部署的决定，这样，这些剧烈减少的军事武器需要需要找到新的出口。亚洲，这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还存在众多潜在军事冲突热点的地方，从东北亚一直到南亚都存在潜在冲突的地区，刚好是武器需求最旺盛的一个地区。

正是亚太的紧张局势给美国军火商提供了盈利的机会，如果没有潜在冲突，或者地区局势有缓和的趋势，他们就制造紧张局势，或夸大现有分歧，这样这些潜在冲突地区的很多美国盟友就需要从美国进口武器。例如，从美国最新的第五代战机F-22（以及F35）的发展就可以看出，它研发的理由从原来遏制俄国转变为遏制中国的先进战机，日本、韩国也相应地成为这些战机的最大潜在进口国家（另一些重要的客户大概是有钱的阿拉伯人，如沙特）。没有证据表明“重返亚洲”直接由美国的军火商制定，但是，从其中非常明显的利益可以看出，美国的军火制造商以及他们豢养的庞大利益集团，必然会极力地鼓吹“中国威胁论”，它为美国加大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提供了理由。从事实角度来看，美国加大在亚洲军事存在的趋势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如它将主要的海军力量开始调到太平洋区域，将最先进战机部署在东太平洋地区。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俄罗斯在西欧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这个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大国之间实力对比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如果美国的军火利益集团会维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力，则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就不会发生大的转变，这种趋势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尤其是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3 结论

“和平变革”始终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现实主义认为和平只有建立在稳定的国际关系结构上才能得以维持，这种结构应该是建立在实力对比上的利益公平分配，每个国家只能获得和其实力相对应的利益范围，获得过多的利益或是逃避承担国际责任都不利于国际结构的稳定。

中国的相对实力变化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结构变化，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只有顺应了这种结构的变化才能实现体系的和平变革。对中国而言，中国需要适时地承担维持地区稳定的义务，所以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需要适时的变化，否则难以维持东亚的秩序。对那些担心东亚地区不稳定的人来说，他们应该促使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到地区事务中，而不是将其阻挡在谈判门外。如果中国过度扩张则美国就应该加大在这个地区的存在，联合其他国家制衡中国，但是如果中国并没有这个意图，它只是想争取“历史权利”，将此行为视为是修正主义倾向，则很容易激起中国的不满。对中国这样一个崛起国家而言，应该给与其合理的新利益，而不是将其任何诉求都视为无礼。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处于相对衰落的地步，相对衰落的国家合理的做法是放弃其实力无法支持的利益，进行适当的战略收缩，这样才能维持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和平。“重返亚洲”战略似乎是逆这个政治规律而动。

米尔斯海默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意识到了实力衰落的美国应该怎么做，他认为美国应该放弃在东亚的很多利益，将责任转移给中国，如放弃保卫台湾的承诺（及其论文“对台湾说再见”），这其实是非常深刻的洞见，但对历史中的那些衰落者而言，一个悲剧就是不愿意承认衰落的现实，固守实力无法支持的利益，这样他们就需要对“即将到来的冲突”承担同样的责任，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参考文献

[1]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4页。

[2]张睿壮，美国世纪玩完了么？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第45-49页。

[3]John Mearshemer， say goodbye to Taiwan， National Interest， 2013，5.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