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土文化是传统祭祀文化,起源于上古时代,一直流传到当代。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扮演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汉朝时郡县制的成熟、社会生产的恢复、儒教思想地位的确立影响着两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后土祭祀作为国家进行文化控制的手段,也随着两汉社会的发展而变迁。
关键词:两汉社会;郡县制;儒家;祭祀改革;后土祭祀
本文主要讨论两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对后土祭祀的影响。汉朝开始于公元前202年,在汉朝建国的时候,因为打了多年的仗,天下残破,民不聊生,急需恢复生产,让天下百姓休养生息,所以以黄老之道治理国家,推行无为而治。刘邦继承了秦朝的祭祀传统,秦朝的祭祀最主要的是在泰山的封禅大典,即在泰山祭天是封,在泰山脚下的梁父山祭地是禅。汉初除了保留了传统的社神祭祀,还设立了祭祀官与女巫来负责天地等的祭祀,“地祇”由“梁巫”负责祭祀。
秦始皇采用法家思想来治国,秦律名目繁多,株罚苛刻,横征暴敛,社会矛盾激化,民怨沸腾。有个地方落了陨石,老百姓就悄悄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当时有人拾到秦始皇失落的玉玺,便托神言说:“今年祖龙死”。说明人们反对秦朝的暴政,怀念旧有的诸侯列国模式,不欢迎大一统。刘邦建立汉朝后,顺应民意封了功臣做异姓王,也封了一些六国的后代做王侯。只有少数有识之士认识到大一统和郡县制的先进性。刘邦又通过各种手段诛除了异姓王,又大封他的子弟为王,称为同姓王。政治制度上采用郡国并行制,有的地方是王国侯国,有的地方是郡县制。这种郡国并行制,诸侯国的国王拥有地方自治权,提高了各国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促进各国因地制宜发展适合本地的生产,地方王国的经济因此迅速发展起来。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的经济发展对整个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帝、景帝时,为消除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的威胁,采取了一些列的措施。文帝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景帝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削减了几个诸侯王的封区,导致了以“清君侧”为借口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下令取消了诸侯王的治民权,又减缩诸侯王的统治机构,降低王国官职的等级,使之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基本上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五德终始说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常用此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兴衰。秦朝自称得了“水德”,制定了一套和“水德”相应的制度。到汉代,五德终始说还在盛行。汉文帝时有人提出汉代秦,所以汉应该是“土德”。不久就有黄龙出现的吉兆,证明汉朝是“土德”。汉朝正式确认自己是“土德”,对后土的祭祀才重视起来。
作为第一个平民皇帝所创建的汉朝,在没有宗法尊贵血统的情势下,汉朝要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合理性,就需要通过造神来说明君权神授。汉文帝先在渭阳修建了五帝庙,祭祀五方天帝。“后土”是中央天帝黄帝的佐神,自然也在渭阳五帝庙中。不久汉文帝又修建了五帝坛。在古代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最贵重的宝物。到文帝时汉朝已经完全控制了国家,但没有宝鼎好像汉朝的统治没有得到上天的认可。寻找宝鼎,也成了汉朝皇帝的心结。根据方士的建议,汉文帝在汾阴之南的黄河岸边建庙祭祀,祈祷周鼎早日出现。汉文帝的举动,遭到了崇尚黄老无为之术的薄太后的反对。汉文帝只好老老实实地奉行无为之治,把祭祀放到了一边。这也是汉文帝最早有祭祀后土之意而没有能够祭祀后土的原因。到汉景帝刘启仍然不敢再动类似的念头。就是到了汉武帝刘彻,在太皇太后窦氏活着的时候,也不敢接近儒生与方士。几位太后就是用黄老无为之术,造就出一个著名的“文景之治”来。
在太皇太后窦氏去世后不久,情况发生了改变。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已经得到恢复,为汉武帝发展祭祀提供了物质上的条件。二则当时“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如大文豪司马相如,到临死前还“遗札书言封禅事”。三则武帝本人具有好大喜功的性格特点,对于向天地报告成功的封禅大典,无疑是他心向往之的事情了。
首先汉武帝恢复了“郊见五畤”的大型祭祀活动,此后每三年去祭祀一次。但五畤天下划分为五方的理念,却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冲突。于是,就有方士提出“泰一”的新理念:“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把五方天帝贬成了“泰一”的佐神,使天界成了神仙系统的领导者,正好投合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汉武帝在长安东南郊修建了“泰一祠”,如法祭祀。后来又有方士说 “天一、地一、泰一”,共“三一”。这里 “天一”是天帝,“地一”是“后土地祇”,而“泰一”,按照天地人三皇的类比,就是人中皇帝了。将人中皇帝与天地并列为同一高度,正好切合了汉朝皇帝因为出身无宗法血缘的遗憾,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同。
汉武帝大搞祭祀还有另一层意义.首先是客观存在的大量方士与神仙思想必须正视。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用“推恩制”,允许各藩王把领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孙。这样藩王数量多了势力小了,构不成对中央的威胁。同时汉武帝用尽各种手段来挖空藩王手下的人才,以避免再次出现淮南王刘安因方士撺掇造反的事情来。汉武帝大搞祭祀,要求各地藩王随喜孝敬,拿金银来助祭。汉武帝以金银数量少质量差等原因削去很多藩王的爵位,消除了不少地方割据势力。三国时代的刘备本是汉室宗亲,他祖上就是“坐酎金失侯”的。
汉初的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社会开始恢复,百姓也适应了汉朝的统治。但北方匈奴强盛,时常侵扰边境。汉朝要抵御外侮,必须要富强,必须要有凝聚力,推行中央集权就成了必然。宗教祭祀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手段。当时人们信奉鬼神,国家顺势建立起中央皇权特色的新型祭祀,以神灵的力量来凝聚人心。汉武帝对各种地域特色文化特色的神灵一律接受加以祭祀,很好的凝聚了人心。皇帝接受了哪个地区的神,实际上也就接受了哪个地区群众的心。这样就把皇帝和神灵们绑在一起,增加了汉朝天子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人们在神灵崇拜之外又增添了皇帝崇拜。
随着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化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为独尊的思想统治的加强,汉武帝在元狩至元鼎间,逐步把长安西北的甘泉建成了新的祭祀中心。后来又造了泰山明堂,把泰一和五帝祠在堂上,建立起一种以泰一做总管,以五帝分司五天的新天国秩序。可是偏偏没有祭祀后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憾。
《史记·孝武本纪》证实:元狩二年,汉武帝又一次去“雍”祭祀天帝。祭祀仪式完成后,汉武帝说:“现在朕亲自祭祀了上帝,但后土没有祭祀,真是失礼。”太史令司马谈、祠官宽舒等商量后认为:经典上说“天地牲角茧栗”,现在陛下要祭祀后土应当在“泽中圜丘”上,祭完后,将祭品埋入土中。参与祭祀的人,应穿黄色的衣服,以与土德相配。汉武帝“东幸汾阴”,寻找“泽中圜丘”。汉文帝时在汾阴建庙祈周鼎而始终不得,成了汉朝后代皇帝的心病。汉武帝很想有去看看预言要出周鼎的地方。
为什么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提议建祠,而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才建成后土祠?这期间,西汉王朝战争与灾祸相继,汉武帝无暇顾及建祠。民生艰巨,国家困败,尽管汉武帝采取了许多措施去缓解灾情,但同时又寄希望于神灵。于是在元鼎四年建祠于河东汾阴,祈求神灵保佑一方安宁。
就在汉武帝东幸汾阴是,汾阴县里一名叫公孙滂洋的男子自称看见汾河旁边,升腾起神秘的红光。《汉书》记载此为“见汾旁有光如绛”,这是吉兆。于是汉武帝决定在“汾脽”上建立后土祠,正式确定“汾脽”为祭祀后土的地方。元鼎四年冬十一月甲子,汉武帝在汾阴举行祭祀大典祭祀后土。
汉武帝祭祀后土半年后,元鼎四年夏六月,百姓在“汾脽”后土营附近举行祭祀后土活动,挖出来一尊大鼎。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此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鼎身铸满了花纹,,却没有刻铸文字款识,与平时所见不同,不知道是哪个时代的物品。这对一直求鼎而不得的汉朝皇帝是个大大的祥瑞吉兆。
得鼎之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夏四月,汉武帝到泰山行封禅大典。在泰山下行“封”礼,参照“郊祀泰一”的仪式。在泰山东北方向的肃然山行“禅”礼,参照汾阴后土祭祀的仪式。说明在汉武帝的观念中,后土和“地祇”是一回事了。汾阴祭后土,是单独地祭“地祇”,而泰山封禅,是同时祭祀天地。二者有同有异。
汉武帝时代,在汾阴祭祀后土基本上成为了礼制。从立祠到其亡故的后元二年的26年间,汉武帝先后 6 次亲自祭祀后土。
汉武帝时虽然在思想尊儒,但汉武帝本人却更喜欢方士神仙术,汉武帝创造的祭祀都是方士思想的反应。《汉书》中记载方士少翁为汉武帝招李夫人魂。但既然制定了尊儒的国策,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文化是必然的趋势。西汉后期,天地祭祀出现了反复性的动荡,这实际是当时社会危机的一种反映。这场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汉初以来众神的祭祀和郊坛的建置进行清理和整顿,并提出建立长安南北郊坛以取代雍五畤、甘泉泰一和汾阴后土。
汉宣帝即位后在公元前62年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余年,朕甚惧焉。朕亲饬躬齐戒,亲泰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其三月,幸河东,祠后土。汉宣帝一生共三次到汾阴祭祀后土。
汉元帝重视儒生。得势的儒生匡衡等开始清算汉朝前期的祭祀制度,说应该整顿以前不合古礼的宗庙祭祀。汉元帝于是撤销了许多庙。后来元帝生病梦见神灵来谴责惩罚他,恐惧之下又恢复了一些庙。
汉成帝即位之初,匡衡等大臣提出了全新的祭祀理念,指责以前的祭祀不合古礼,其中汾阴后土祠也在其中。根据儒家传统经典如《周礼》等,匡衡提出:天子应该重视天地祭祀,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天地应该到皇帝居住的都城来享受祭祀。他还指出,到汾阴祭祀后土,要渡黄河非常危险,路途遥远且劳民伤财。用这种不道德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灵的崇拜、祈福,不符合“承天子民”的意思。这种言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闹到最后皇帝赞同匡衡的改革意见,撤销了许多祭祀传统,罢免了很多祠官和方士。按照儒家正统的经典,在都城的南郊和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
匡衡提出南北郊祭祀,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西汉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激烈,国家经济和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而越来越多的神庙祭祀和神职人员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因此,强调祭祀“贵诚上质”,并清理和罢废淫祀,是缓和经济和财政危机的重要措施。其二,这是儒家对方士的一次大反击。西汉中期以前,神仙方士的说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在宗教信仰方面更占支配地位。武帝之后,方士渐衰。元帝好儒,重用贡禹、韦玄成、匡衡等儒家学者。当时“(贡)禹建言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上(元帝)是其言”,儒家已经开始对方士的清算。成帝时匡衡的郊礼改革是元帝时改革的延续。匡衡及其支持者发动这场改革的主要依据,就是“古礼”,即文、武、周公之制。他们所征引的文献是《礼记》、《诗》、《书》等儒家经典。可见这场祭祀形式改革,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是要用儒教来取代神仙方士的说教。因儒家思想已经占据统治地位,连皇帝都成了儒家门生,所以匡衡等儒生在朝中占据优势。但是,人们关于神灵的观念已经形成,一下子撤销大量庙宇和相关祭祀人员,势必引起其他各种势力的反击。各种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神灵也因此被搬来搬去。
汉成帝过于好色,宠幸的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经常毒害怀孕的宫人,致使成帝一直没有皇子。成帝疑心生不出皇子是因为擅自变动了祭祀之地的原因。就假借皇太后下诏恢复了甘泉泰畤、汾阴后土、雍五畤等几处大的祠庙祭祀。以前被撤销的祠庙,趁势恢复了将近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汉成帝先后四次到汾阴祭祀后土。汉成帝去世后,皇太后下诏停止甘泉和河东的祭祀,说以前恢复是为了给皇帝祈子,结果皇子也没生出来,看来神也不显灵,不如恢复南北郊祭祀。这次后土又被迁到了长安北郊。
但对后土的搬迁并没有停止。汉哀帝登基后健康状况非常差,看病开药,也请方士来祈祷。于是方士不但恢复了之前撤销的全部祠庙,还新建了很多,一度达到七百多所,每年的祭祀次数更是高达一万七千多次。太皇太后又一次正式恢复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祠。因皇帝病重不能亲自去,于是派官员去祭祀,结果疾病缠身的汉哀帝还是死了。太后一气之下又恢复了成帝实行的长安南北郊新祀典,“以顺皇帝之意也”。
汉平帝即位后,王莽提议恢复在京城南北郊祭天地的方式。王莽所恢复的不只是匡衡的南北郊之制,并且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内容。
首先,王莽引入《周礼》,整合经典文献使其郊祀理论更加完整清晰,在理论依据上胜过旧祭祀体系。其次,王莽依据《周礼》拟定了一套操作性强的祭祀仪式,礼仪完整详细,改变了匡衡空谈 “复古”,在礼仪上没有创新的困境。第三,王莽将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祭祀都迁移到长安近郊,从空间上极大的压缩了旧祭祀体系。元始仪独尊南北郊的郊祀,将所有的神灵集中到长安来享受祭祀,郊祀的威严性与神圣性得到了确认,改变了匡衡祭祀改革中只迁移天地祭祀到南北郊而不废地方祠畤的做法。
至于匡衡所竭力推行的罢除淫祀的主张,王莽不仅没有恢复,反而又“崇鬼神淫祀”。所以王莽的改革既具有浓厚的儒教色彩,又具有浓厚的神仙方士色彩。王莽的新朝虽然为时不长,但他所建立的一套郊坛建置制度和郊祭制度,却为刘秀开创的东汉王朝所全盘继承下来。
恢复南北郊郊祀之后,王莽认为天地祭祀中应以高祖配天,高后配地,明确规定后土地祇为阴性,也就是女性,所以用高后来配祭,后土成为了“后土娘娘”。后来王莽认为把地祇称为“后土”,容易与中央黄帝的佐神后土混淆,后土应当改称为“皇地后祇”。同时又另建祠庙祭祀传统的“五方天帝”,中央皇帝佐神后土也在其中供奉。
王莽的元始仪彻底改造了秦及西汉中前期的国家祭祀体系,自此南北郊郊祀制成为国家祭祀的唯一规范。元始仪除了将祭祀儒学化,还在祭祀中去个人化,去方士化以及空间压缩化。去个人化表现在对天地只需定期郊祀,符合礼制即可,与具体的皇帝个人无关。去方士化是儒教在思想上占据主要地位并获得皇帝的支持后的必然选择,最终,方士被彻底清除出国家祭祀。空间紧缩化是祭祀体系的最大变革。这与统一帝国国家行政制度的成熟有关。中国的郡县制政治制度开始于秦朝,直到西汉才完成。中央集权的统治结构下,国家可以完全控制地方的行政,远方郡县对中央的依附也渐渐稳定。皇权强化使象征皇权的首都地位也不容自质疑。距离首都远的神灵,神圣性受到质疑。空间的紧缩化是汉朝政治文化发展下,国家祭祀的大趋势。元始仪的建立加速了这一过程。
《汉书·郊祀志》感慨地记载了一笔:“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
为什么儒家一定要在都城北郊祭祀后土呢?首先,儒家以恢复周礼为目标,周礼中夏至祭地在都城北郊的泽中方丘。其次,儒家思想“以人为本”,“敬鬼神而远之”。它虽然祭天地祖宗名山大川,只是“祭神如神在”的态度,有限度地尊重神灵、崇拜神灵,并不是痴迷地崇拜,也不想通过祭祀成仙升天。重视现实人生的儒家,主张通过自己的修养来达到与天地的和谐,皇帝勤政爱民行仁政,就是对天地祖宗最好的报答。另外,汾阴后土祠距长安数百里,祭祀一次太过折腾,且会耽误皇帝处理其他朝政。在北郊祭地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后,历代的皇帝都在南北郊祭祀天地,延续两千年的南郊郊祀制得以开启,很少有人大老远跑到泰山封禅或者到汾阴祭后土了。
东汉刘秀时期的天地祭祀,基本上承继了王莽元始之制。刘秀称天为“皇天上帝”,称地为“后土神祇”,把王莽定的“皇地后祇”改了过来,为后土正了名。刘秀在洛阳南郊建坛以合祭天地。到晚年又在北郊建坛祭后土。但汉光武帝时期,非常意外的进行了一次泰山封禅。这是因为刘秀虽然是正统儒生出身,但极为迷信谶纬之书。有次读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而他正好是汉高祖的九世孙。于是在建武三十二年正式到泰山封禅,在梁父山之北祭地。而刘秀对后土的祭祀则更早,是在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春三月到长安祭祖完毕后,顺路到汾阴祭祀后土,主要的意思是缅怀祖先。由于他定下了祭祀天地的基调,之后的东汉皇帝再也没有到汾阴祭祀过后土。
综上所述,两汉社会对后土的祭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郡县制的发展要求中央集权,同时也要求神灵都围绕在象征皇权的都城,远离都城的神灵的神圣性受到挑战。南北郊的祭祀天地切合了皇帝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对汾阴后土距离京城较远,来回祭祀费时费钱且扰民,成了儒家反对到汾阴祭祀后土的一个重要理由。
第二: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只有社会繁荣稳定统治者才会有心思来发展文化。汉初文景之治让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第一次提出祭祀后土。但汉武帝提出祭祀后土,到真正到汾阴祭祀后土中间隔了七年,这是因为当时与匈奴的战争,以及自然灾害。汉武帝后期采取各种措施提振经济,带来了昭宣中兴,汉宣帝对后土的祭祀也有三次。这符合中国传统盛世修志,族兴建祠的传统。如果连温饱稳定都没有达到,人们是不会有心思来进行文化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