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罪刑法定原则，又称为“罪刑法定主义”，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修订后的《刑法》第三条以其显著的地位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被认为是我国刑事法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同于西方的罪刑法定原则，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即“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本文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在我国的立法进程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点论”。“有利于被告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所在，它集中体现在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之中。

关键词：罪刑法定；中西方差异；立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为“罪刑法定主义”，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它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司法制度非法专横的产物，是对等级特权社会罪刑擅断主义的彻底否定。从其产生至今二百多年的历程中，不仅没有消亡之势，，反而越来越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民族的人民所广泛接受，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性。如今，该原则已经成为“法治社会刑法区别于专制社会刑法的分水岭”。

1 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中国特色”

我国《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以其显著的地位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为我国刑法及刑事法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被认为是我国刑事法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刑法根基的确立”，体现了我国民主与法治的不断完善，较好地完成了我国刑事立法与世界刑事立法基本发展趋势的衔接。

然而，目前对于这一规定的理解，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其中尤以“两点论”盛行。该观点认为：对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应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它是从扩张刑罚权的方面要求，要积极地运用刑罚，惩罚犯罪、保护社会。“这样一种表述，在大多数国家的刑法中是看不到的，显示了中国刑法在罪刑法定原则表达上的中国特色。”第二层面是“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与罪行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一致，表达了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功能。按照这一观点，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首先是“要定罪，要处罚”，其次才是“不定罪，不处罚”。笔者认为，对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两点论”观点有待商榷：

“两点论”背离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了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实现刑法正义，保障公民自由的。根据理论上的通说，罪刑法定原则最初体现在英国1215年由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中。该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不经适合其身份的合法审判和国家法律，任何人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不得被驱逐、施暴和被剥夺法律保护。”从实质上说，它仅仅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产物，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但它无疑开创了限制王权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先河。其后，英国通过的1628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权利法案》、1679年《人身保护法》都从不同角度使罪刑法定思想得到

结束语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中最为重要也最彰显刑法魅力的原则，我们必须对它基本含义和基本精神从根本上进行全面而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刑法才能“成为捍卫善良人和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

2 罪刑法定原则的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及中西方规定的差异

（一）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

1.刑法总则中的体现。我国刑法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在犯罪的法定化方面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和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刑罚的法定化方面刑法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和量刑的原则，即对犯罪人裁量并判处刑罚，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

2.刑法分则中的体现。在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我国立法机关将1979年刑法及其以后制定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所涉及的犯罪，经过必要的整理和编纂纳入其中。同时，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增设了大量罪名此外，在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各种犯罪的法定刑设置方面，刑法也增强了法条的操作性。

（二）中西方关于罪刑法定原则规定的差异

按照我国《刑法》第3条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积极的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另一方面是消极的罪刑法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积极的罪刑法定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共同构成了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而西方国家的刑法在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时一般并不去刻意突出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关注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消极方面，更注重对人权的保护，而我国刑法则是刻意突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积极方面，把重点放在了打击犯罪上，对人权保护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是法治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其核心或宗旨是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和保障人权，它贯穿于刑事立法、司法的全过程，不仅是立法机关制定刑法、司法解释适用刑法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任何解释者必须遵循的原则。

刑法理论起初将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成文法主义或法律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类推解释、禁止不定刑与绝对不定期刑。这四个方面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旨在限制司法权。现今，通说认为罪刑法定原则还具有实质的侧面。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的侧面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刑罚法规的明确性原则；二是刑罚法规的内容的适正的原则。前者要求刑法内容必须明确，后者要求刑法只能将具有合理处罚根据的行为作为处罚对象，而且必须规定与犯罪的轻重相均衡的刑罚。实质的侧面主要目的在于限制立法权，保障人权。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司法机关不得超出刑法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理解立法意图，同时要求立法机关不得超出刑法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作出立法解释。

有学者认为，刑法立法解释不一定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甚至有可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此种观点认为，当人们呼吁立法解释时，常常是觉得自己的解释可能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范围因而属于类推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才请求立法机关作出解释，其实质是让类推解释合法化。但如果立法机关作出了类推解释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另外，立法机关在解释刑法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作出超出刑法文字所包含的范围的更符合需求的解释。

这种顾虑有一定的道理，理论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刑法时有作出类推解释的可能性，但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刑法的时候，一直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中禁止类推解释的规定。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这些刑法立法解释文件都是在刑法条文规定的可能含义内根据刑法司法实践所作出的解释，没有涉及改变犯罪构成等需要通过刑法立法修改的因素。从我国通过的九个法律文件来看，刑法立法解释不但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反而是在具体刑法实践中缺乏明确性法律根据的时候，更好地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自然之义。

3 结束语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中最为重要也最彰显刑法魅力的原则，我们必须对它基本含义和基本精神从根本上进行全面而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刑法才能“成为捍卫善良人和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